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
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
护“党”的利益。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
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本文以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为开始，回顾了从长征到建国后直至“文革”发生，党内民主集中制逐步缺失，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的历程，进而总结指出：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约束，丧失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陈云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伤痛，不能不使与毛泽东同辈的领导人进行深刻反思。陈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文革”的教训。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指出：（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值得后人思考的是，当时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为什么没有“都是彭德怀呢”？难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吗？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上书，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的情景。 彭德怀说：“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

按组织要求，徐明清为江青写证明材料
　　
　　１９３７年９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和１０多位干部一道，步行了１０多天，到达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报到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王观澜。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由于同乡之情，又志同道合，两人经常交往谈心，越走越近。１９３７年底，徐明清和王观澜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徐明清说，有的书中说她是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的，那真是无稽之谈。她来延安是组织调动的，来延安时介绍信上的名字还写的是徐明，只是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重名的男学员，她才改名“徐明清”的。
　　徐明清到延安后不久，江青来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当时组织上派江青到农村搞调查，她从农村调查回来后，还给徐明清念过一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当时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并下到农村锻炼，表现还算不错。后来，江青要求到抗大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１９３３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作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要求接触过她的人写出证明材料。组织上曾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说，她是当时为江青写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过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在徐明清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之类的文字。
　　这份材料被存入了江青的档案。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份材料竟成了指控徐明清包庇江青混入延安、混入党内的凭据，并因此让她坐了两年多的冤狱。
　　那么江青在延安何以恢复了党籍

兆丰公园，江青遭遇第一次被捕
　　
　　１９３４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工学团”，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经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人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街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被捕时，是阿乐帮助江青逃出青岛，送上船的。他乡遇故知。形单影孤的江青见到阿乐自然非常兴奋。她当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此时阿乐担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此后，他们有了比较多的往来。
　　１９３４年９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然而这时，阿乐已被特务跟踪。兆丰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后，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开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进入租界，甩掉了特务。江青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在另一个大门口截住，从而被捕。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学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１９３４年冬，江青得以释放。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俞启威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原来俞启

从康生的一句话，到走访徐明清

１９７５年秋，重病缠身的康生，已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前去看望病重中的康生时，他说有重要情况要转告毛主席，康生说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观澜（徐明清的丈夫）、徐明清。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清理江青档案时，发现有一份延安时期徐明清为江青写的证明材料，有关部门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互相包庇，徐明清被捕入狱。
１９７７年３月６日，中共中央以１０号文件的形式，对徐明清和江青的关系加以定性。在这个“红头文件”定性之下，徐明清被关押到秦城监狱，坐了两年多冤狱。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大潮下，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后由党组织为她彻底平反，撤销其叛徒罪名，重新澄清了她与江青的关系。
然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位中共高干的夫人以真名和笔名陆续出版了多本有关江青的传记：《江青野史》、《女皇梦——江青外传》、《江青秘传》、《无冕女皇》，其中都把徐明清污蔑成叛徒、与江青关系紧密的死党，使徐明清的声名再蒙阴影，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让晚年的徐明清再度遭受到极大伤害，被迫与那位作者对簿公堂。
那么，徐明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早年是怎样与江青结识的？她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数十年曲折的人生历程中，她们各自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为此，我们曾专程来到徐明清的寓所，拜访了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听她讲述自己那漫长坎坷的人生历程。

在“晨更工学团”初识江青

１９１１年５月，徐明清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山区的一户普通农家。小学毕业后，徐明清考入台州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２６年，加入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
１９２８年，徐明清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成为陶行知门下一名得意弟子。
１９３０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日本。徐明清辗转于江苏、安徽和她的家乡，在各地开办小学和妇女识字班。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以及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
当时，上海的左翼“

　
我是从歌声中开始知道萧华的，他任空军政委时为飞行员写的那首战歌──“看雄鹰在展翅飞翔，听涡轮在纵情歌唱，人民的空军，祖国的好儿男……”；他在总政治部主任任上写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我以前很崇敬萧华，首先萧是地地道道的儒将，其次年轻有为。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少将是徐斌（３５岁），最年轻的中将是皮定筠（３６岁），最年轻的大将是许光达（４７岁）文革中受刑讯最重死的最惨的大将:儒将许光达，那最年轻的上将就是萧华了，１９５５年授衔时才３９岁。不仅如此，萧华１７岁时就是“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了。当他２２岁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前往山东惠民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共商统一抗战大计时，５９岁的沈鸿烈出口不逊：“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但在唇枪舌剑的谈判之后，沈对萧敬佩不已，“娃娃司令”由此在冀鲁边区敌我双方传开。然而不少老兵不同意我的看法，萧华是年青有为，是儒将，但不是个东西。别说他整段苏权、逮钟伟，数数看吧，反彭德怀，他有功；反罗瑞卿，他有功；反林彪，他有功；反四人帮，他又有功，他的“儒”功太地道啦。我指出不能光怪萧华，就说５９年军委扩大会议吧，也不就钟伟和万毅两人拍案而起吗？那１５６９个师长军长司令干嘛去了，表态发言揭发的不是多得很吗？ 老兵们说不一样，有些是要过关而不得已，有些是不知内情按线划分，有些的确是不欢喜彭德怀的作风。但萧华批彭带有很深的个人成见，彭曾指着萧华骂，别再将总政文工团的女孩子往毛泽东那里送，别再作这种选妃子的事。在批彭时，绝大多数的都在路线上批，在军事俱乐部上批，而萧华却在里通外国上作文章，他揭发５８年随彭德怀带队的军事代表团访苏时有里通外国之嫌，所能拿出的唯一证据是彭和赫鲁晓夫一桌吃饭时没有我方的翻译。“儒”得和当年秦侩的“莫须有”没什么两样。我不得不同意这是很恶心的，在那个年代，犯个路线问题可能还会等得到给出路的政策，如果是里通外国，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以后逐渐解密的文献表明，解放军将领们早就对“娃娃司令”的儒功不以为然了，只不过碍着毛泽东的面子。一旦他们有了机会，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67年二月有所谓的“大闹怀仁堂”，被将帅们指着鼻子骂的是四人帮那几个人。

1965年1月在军委办公会上被千夫所指的就只有萧华一人。会议上萧华一脸得意春风，高声带大幅

人作为动物中最高级的一族，由于大脑思考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时期社会环境的制约，人生道路上会留下各种足迹。但是，某一个歪邪了的脚印，并不就说明他走的路不正确，或者代表了他走过的所有路。当今社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说某个人伟大便从娘胎里开始就伟大，从没有过不光彩的地方。甚或像阿Q头上的疤压根儿不能提，你要是说了某个确有其事的问题，就会被指责为贬低诋毁形象。相反一个人出了什么问题，便从来都没有正确过，什么坏事一古脑儿揭露出来。这种违犯马克思哲学基本原理的做法，却是由我们马克思主义最忠诚的信徒干出来的。
我有兴趣将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的另一面材料汇集在博客里，如有可能将来正式出版，相信发行量一定会不错的。《郭沫若的人格问题》为首篇，随后将会陆续而出。欢迎各位网友光顾和推荐，并交流认识。

郭沫若的人格问题2007-04-03 08:39:09　来源: 网易文化　网友评论 条 进入论坛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郭沫若(1892-1978)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

（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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